“县令著书”

有朋自远方来，谈起新近之明星著书，说：“还有一风尚君所不知。”遂问：“何种风尚？”答曰：“县令著书。”

心想，县令著书，古已有之，何怪之有？

朋友说，如今县、地级领导人热衷于出诗集、文集。所谓诗集，不过是些五言、七言的顺口溜、打油诗；内容多是到各处的应酬，对政治事件的表态。所谓文集，也不外是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，秘书们捉刀的工作总结、报告。

朋友说，出书是筹集的资金———“筹集”者，摊派也！也有企业为“巴结”上级领导而心甘情愿作“贡献”的。出了书，仍不罢休，还要开“研讨会”，再筹些钱来召一批地区文人、名流，欢聚于高级饭店，说些言不由衷的吹捧之辞，然后一通开吃。有些不愿违心说话的与会者，就只夸奖领导如何重视文化，带头写作；或者干脆说书印得如何精良，用纸何等讲究。

朋友讲罢，神色愤然，说这纯粹是“精神腐败”，属下已难忍其扰。

县令，而又是诗人、作家者，历史上实不少见。陶渊明怕是最有名的第一位，郑板桥当不会是最后一位。

不过，陶令是地道的诗人，不愿受官场繁文缛节之扰，或曰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辞官归了田，做了彻底的诗人。虽说种田，这位先前的县令也非合格的农夫，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，一心一意地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了。

郑板桥的文学才能当是有口皆碑，且诗、书、画三绝。但他做官，做得认真；诗里画里都有他关心百姓疾苦的记录。

中国自古的文学传统多与政治关联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那些诗人多在官场有一些职位。历朝历代，一些皇帝偶有诗作之外，从丞相到县令，都不乏诗人。王安石不说，白居易，苏轼，都任过杭州的“长官”，除有诗、词留世，还留下白堤、苏堤，成了他们为官“政绩”的佐证。

不过，古人做官，验其是否合格，赋诗作文确是一个关口。尤其是科举制度之后，一个文理不通的书生，要想做官，怕比登天还难。所以，作诗也成了入仕前的必须训练。无形之中，官场里也就多了诗人。诗亦成了他们抒写官场沉浮、人生经验、应酬交往的纪录。读他们的诗，大约可以感知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。其中优秀之作，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珠玑。但官员中附庸风雅之士也不少，诸如乾隆之类，作诗成千累万，刻石立碑，遍及大江南北，终无可读之作。

我上初中时，同班一位学友的爷爷为清末县令，也作了诗，刻印成册。学友拿到学校展示给我们，其时，崇拜之极，现在想起来，仍无甚佳句，故不为世人所知，徒留一“文物”耳！

以我之所见，官员中写新诗的人甚少，出书者多为“旧体”。我将这“旧体”二字以引号括起来，是因为它只有旧体的“形”，也是五言、七言，也是四行、八行，但绝非律诗。因其多不合律，起承转和，对仗平仄，都不会讲究。说是顺口溜，又不很顺口；说是打油诗，也乏幽默之趣。

不过，也不必苛求。如若县令都是陶渊明、郑板桥，过于专心诗意，粮食也许会减产。兴之所致，偶尔来几句，增加一点“文化”气氛，倒也不错。

我想那位朋友之所以愤愤然，大约是因为这些县令太“敝帚自珍”了，这就会失笑于方家，有附庸风雅之嫌。至于利用权力从企业筹钱出书、研讨，则更属为政不廉；到了扰民地步，自然令人生厌。

好诗，自会不胫而走，如出版社看中，老百姓传抄，都会是一种荣耀。

若说把讲话、工作总结都纳入文集，如能对当地工作有指导作用，也无不可；但其中既无自己的“个性”文章，又无文采，还要这“知命”书籍作甚？

不久前，去了一趟河北清河县。该县三任县委、县政府领导，坚持不懈抓经济建设，把个出了名的贫困县变成了小康县。虽未见那里的书记、县长赋诗，却听他们编得一些好口号，明朗、易懂、易记，有针对性、鼓动性，在群众中流传颇广。

如：“一个能人四个跟，几个能人带全村。”能人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，成了清河一大特色。

如：“你赚钱我保护，你发展我铺路，你纳税我服务，你有难我帮助，你违法我查处。”极明白简洁的语言，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准确地概括了起来。

这些当然不能代替诗了，但其中显露的文字能力，比起某些文理欠通的“诗作”来，强多了。

还看到这里的“县令”们，不但没有让企业花钱替自己出书，还从财政拨款为企业家树碑立传，出书歌颂他们对发展全县经济所作的贡献。